时代寓言常有 刺痛人心最难

2016-11-23 06:28:26 千象网 分享

适逢北京喜剧院国际喜剧邀请展,补看了过士行编剧、易立明导演的《帝国专列》,一方混合着中西舞台样式元素的空间,被设定成了慈禧携光绪回奉先祭祖的火车车厢,两个多小时的演出中,这段观众多少有些熟悉的大清末世历史,被处理成了一个个充满戏谑、戏仿的场景,在观众的笑声轨道中驶向一个悲剧性的结尾。喜欢该剧的观众或以为从剧中得到了喜剧的机趣,或体味到了这历史荒诞讲述中的现实影射;不喜者,或多苛责于剧情逻辑的不严谨,又或不满于剧中批判现实焦点的模糊、力度的柔弱。由此不禁想到编剧过士行多年前在解释自己戏剧观时所说的“在写实主义走不好的地方,魔幻、寓言就会有所作为”。其实以写实主义与现实联系的道路,在中国话剧发展的进程中从来就没走好过,所以魔幻与寓言的时代常有,而每个时代中观众的经验却各有不同,由此剧场寓言所起的客观效果也不尽相同,为何不同,又为何如此,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,才能更接近同处于一个时代的观众的经验与剧场的特征。

与《帝国专列》前后在京城上演的,还有两部带有寓言特征的剧场作品,一是台湾国光剧团的《卖鬼狂想》,二是编剧尹韬的《命中注定》。三部作品共通的优点都在于编剧,多用短句、注重韵脚、充满机趣的对话,可谓是对中国传统戏剧尤其是喜剧美学优点的承继。再看故事,《命中注定》与《卖鬼狂想》都是借了古代文学素材再创作,前者借鉴了李渔《风筝误》、梅兰芳《凤还巢》的故事框架、人物关系,误会、巧合等喜剧技巧,然而置换的是人物身份的设定,如将原作中朱焕然的皇族身份换成了儒商身份,穆居易则成了身无分文的草根,由此,姻缘误会背后的动机成了金钱主导。《卖鬼狂想》取材自《搜神记》“定伯卖鬼”一则,编剧将原作三百余字的故事重新敷演、调整叙事逻辑,故事从定伯卖羊后讲起,买羊人成了落榜又落魄、老婆偷人身无分文的书生形象,买了羊的书生想卖羊给另一个成了鬼的傻优人,于是两人一路真假互探,共赴集市卖羊,不想书生落水也变了鬼,故事就在两个鬼遇到另一个买羊人处结束,颇有中国古代歌谣循环往复的讲述特点。

世人都道李渔的戏剧理论更胜于其戏剧创作,若粗浅地概括李渔戏剧理论的优点:一是注重剧本与舞台演出的关系,如其所言“手则握管,口却登场”;二是注重创作与市场的良性辩证关系。《卖鬼狂想》的编剧解释该剧创作的重要原则之一便是为演员(丑角)留有程式发挥的空间,在具体对剧本与舞台演出结合的处理上,买羊卖羊情节的设计,以虚拟的动作表现舞台的真实,最能看出编剧为表演考虑的用心,而诸如加入演员在演出中对戏曲舞台技法的介绍,让观众参与对台上角色的认同等等,都颇能看出编导处理的智慧。而《帝国专列》中,导演更像是通过表演,将剧中本就存在的中与西、古与今的矛盾进一步夸张、夸大,试图让观众意识到个中的荒诞意味。就作品与观众的关系而言,李渔强调喜剧对观众的效用,却也以“觅妓追欢,寻人卖笑”来形容过度追求逗笑观众所引起的负面效果。上述的三部作品都运用了大量喜剧技法来讲述寓言,然而李渔的话放在今天的剧场中,除了反映出创作者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关系,对于这些试图保留社会批判担当的作品,实则还有更深的矛盾纠缠其间。

《卖鬼狂想》与《命中注定》中,不时会有时事入戏的地方,如“卖鬼”一剧,傻优人与定伯渡河、鼓励不习水性的定伯:河的对岸是人潮也是钱潮,只要你过岸和领导握个手,利就大于弊。而在《命中注定》里,创作者更是直接将因学费诈骗而死的学生、王宝强离婚案等时事引入对话的调侃中,这种现象固然可以用“间离”、与观众的互动进行解释,但同时好像又觉得创作者对观众不放心,他们讲了一个寓言,又怕观众不理解自己关涉现实的用心;想要批判现实,却又怕因此失去观众在剧中的乐趣进而失去观众,这些多少利用了观众在喜剧中“代偿性”心理的做法,虽然能够快速引起共鸣、引发剧场效应,但不要忘记,代偿性可以让观众获得短暂的心理慰藉,也可以随时让他们放弃前行的动力,如若真心想要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现实,就需要创作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考虑如何讲述与现实相关的寓言,而不是将现实生硬地插入寓言。

中国是寓言的大国,自庄子起,便有以寓言说理的传统,到了优孟、东方朔,富有喜剧性质的寓言更起到了带有隐喻特征的讽谏,此后教化与娱乐朝着良性结合的方向发展了一阵。到了清代,随着戏剧故事性的加强,“教化”成了高台教化,向上讽谏的功能受到严苛的控制,转而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教育群众。由此,那些不愿为政治服务的喜剧,只能努力朝着与商业合谋的方向求生存求发展。这样的矛盾在话剧引入中国后,虽有变形,但大抵一直存在着。到了上世纪90年代,随着商业戏剧的发展,喜剧与寓言类作品的再次流行,也将这类作品讽刺现实所遭遇的矛盾再次放大。不可否认,寓言的叙事特征自身本就带有一些表意的多解性,这多解也暗含着演出客观效果会与作者原意相违的风险,即使是《茶馆》这样更接近历史的寓言作品,老舍创作的情感到底是更倾向于对三个旧时代的批判,还是哀悼与留恋,在今天也仍然留有讨论的空间。由此,创作者们找到的方法之一,就是尽力往自己的作品里结构更多充满悖论的元素:虚实、人鬼、真假、中西,上述这三部剧场作品中的这些元素,给了观众思考的框架,却无法明确给出思考的方向。所以观众会觉得不满足,不解气,可我们不能一味苛责创作者的胆量不够,鲁迅在《从讽刺到幽默》中所说的,在今天依然值得警觉:讽刺者“讽刺的是社会,社会不变,这讽刺就跟着存在”。而对于那些试图打倒讽刺者的,鲁迅也说“你所刺的是他个人,他的讽刺倘存在,你的讽刺就落空了。所以,要倒这样的可恶的讽刺家,只好来改变社会”。作品的好坏之辩,终究也是社会的好坏之辩,作为研究者、评论人,在关注作品好坏的同时,也更应该去读解这作品好坏背后的因缘际会。

责编:米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