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校教育,可能培养不出这样的美

2016-11-22 18:12:29 千象网 分享

[摘要]他说自己“除了了解树,其他什么都不知道”,但是“从树的身上学到的东西是我一生的财富”。这早已不仅仅是关于树,也不仅是关于工匠活儿,而是关于人生、关于自然的一切。

这是一个关于几代日本匠人的故事。他们所从事的行当是“宫殿木匠”——专门修建寺庙建筑的木匠,神圣而又冷僻。

我们近几年谈起“工匠精神”,往往会想到日本,因为印象中日本的手艺和手艺人更好地留存了下来,足以为镜。但日本是一个早已完成工业化的国家,手艺和手艺人在上世纪60年代便已经经历了生死存亡的时段,很多手艺就在那个过程中消亡了。“宫殿木匠”也在废佛毁释的潮流和现代化过程中风雨飘摇,不复往昔。

1985年,38岁的写作者盐野米松感受到了这种遗忘与轻视,他开始采访日本各个行当的手艺人,记录下他们的人生。其中,对法隆寺最后一代专职栋梁(大木匠)西冈常一的访谈花费了他最久的时间——前前后后超过了十年。之后,盐野米松又花费数年,采访了西冈常一的徒弟小川三夫,以及小川三夫的徒弟们。

这些采访,变成了《留住手艺》和《树之生命木之心》等几本书。他所记录下的宫殿木匠这门手艺如何传承的故事,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视角,让我们重新看待手艺,也对我们能从另一个视角重新打量自己所身处的现代社会。

1965年,在一次学校组织的修学旅行中,18岁的高中生小川三夫第一次看到奈良法隆寺的五重塔,这座建造于一千三百年前的木制建筑让他受到了震撼。他想:古人怎么能建造出这么完美的建筑?正面临毕业的小川三夫决定,与其上大学,不如去找地方学习如何能建成这样的塔。他辗转之后找到了法隆寺的大木匠西冈常一,终于成为西冈师傅唯一一个徒弟。

像这样的师徒传承也许曾经是一件平常而自然的事,但在刚刚举办了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日本,小川三夫的选择完全是“逆流而动”。当时,日本迅速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,不仅大批量生产的工业制品在生活中完全替代了手工产品,人们也都去工厂、公司工作,以换取不断增长的现金收入。曾经享有荣光的手工匠人,成了被人遗忘和轻视的群体。

匠人学徒的日子就更加艰辛——一般认为宫殿木匠需要10年才能学成出师,在这期间,要几乎无休地精进技艺,而只有微薄的津贴。小川三夫入门之后,西冈常一让他做的第一件事是“闭目塞听”地磨工具,“不要看电视,也不要看报纸,一心一意地磨工具就行了”。师傅甚至也并不讲解要磨到什么程度、怎样磨,一切都要边干边学、自己体会。小川三夫就把西冈师傅刨出的一片薄如蝉翼的刨花贴在窗上,比照着它的薄度,不断地磨,不断地刨。

为什么不是像在学校里那样,先教给方法再去实践?小川三夫对此深有体会,如果先教方法,那这个被告知的方法会一直在脑子里挥之不去,你总会想要向这个方法靠拢,而手艺人首先是靠身体去记住手艺的,其他一切智慧都是多余的。

这正是西冈常一所推重的手艺人的智慧与传承。他说“这种智慧不是靠数据来计算的,更没有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文献,因为这个智慧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。它是靠一双手传递到另一双手中的‘手的记忆’。而这正是法隆寺这样的建筑能够维持上千年的根本。”

出生于1908年的西冈常一,家中祖祖辈辈都是奉公于法隆寺的专职木匠,从祖父那一辈起开始是法隆寺的栋梁。在那个时代,子承父业在日本还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,西冈常一自幼便被祖父按照栋梁的标准培养。但与前辈不同的是,西冈常一亲历了日本社会最大的变革,在明治维新的废佛毁释潮流中,从前法隆寺地区的工匠们便大量流失,而在工业化的进程中,他更看到了不仅手艺,而是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、教育理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

“什么都是科学第一,一切都被数字和学问所置换了”,作为法隆寺最后一代专职栋梁,西冈常一用自己的标准和智慧去看待这一切。他不仅坚持用传统的方式培育自己的徒弟,而且认为当代的建筑学和建筑学家是本末倒置。

在法隆寺解体大维修时,西冈常一跟许多被认为了不起的学者发生过争执,因为专家学者们并不听工匠的意见,但是他认为“不是因为有了学者才有了建筑,而是因为有了建筑才有了学问”,是工匠们先建造了这些建筑,后来才由建筑学家们去划分、去命名,在他看来,这种纸上谈兵式的研究得出的结论绝大部分都是错误的。

身处于现代社会中的我们,透过西冈常一的视角再来看,或许才会发现这一切就并不像我们所以为的那么理所应当、不言自明。

在盐野米松的访谈里,西冈常一最喜欢讲树,他说自己“除了了解树,其他什么都不知道”,但是“从树的身上学到的东西是我一生的财富”。这早已不仅仅是关于树,也不仅是关于工匠活儿,而是关于人生、关于自然的一切。

建寺庙要用到高大的扁柏树材,正是有了这种上好的树材,才可能保留下来法隆寺这样的世界最古老的木造建筑。西冈常一说,一个好的木匠,不能只是从木材公司运来的木料开始工作,而要亲身去山林里选材,“不是买木料而是去买一座山”。这样才能知道每一棵树不同的癖性,“树木的性格是各自不同的”。清楚这些,才能根据每棵树材的癖性去使用它。有些木料非常的“有个性”,但是“越是有个性的,生命力也是越顽强的;相反的,没什么个性又温顺的树木,生命力也会越弱,耐用年数也不会长久。”

他说,木匠的使命是让这些树材在用于建筑之后,获得最大限度的生命。——“如果是千年的树,那你至少要让它再活千年,否则对不起这样的树”。在由西冈常一负责的法隆寺拆修工程中,那些拆下来的已经有千年历史的扁柏树材,有65%都被他重新使用,只更换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新树材。

这样的观念与做法在消费社会里显得另类而古老,但无论西冈常一的阐述还是盐野米松之所以要做这样的选题,又正是因为当代社会太不在乎这样的观念了,用西冈常一的话说,人们已经忘记了“长久”与“长生”的意义和重要性。

西冈常一说,他祖父那辈人在建造新的寺庙的同时,一定要栽种下新的树苗。这样,让用木头盖的房子维持两百年,两百年后,当年种下的树苗正好长成材了,又可以盖新的房子。但当今的人们再也不会以这样的态度使用资源了。

盐野米松回顾当年,说日本人当时都忘记了这样的生活状态——一个东西做出来之后,是为了更持久地使用,而是如果旧了或不能用了就直接扔掉,因为这样更便宜。但同时,各种污染、疾病都出现了,充溢着泡沫的河里不再适合游泳,很多孩子得了哮喘,这让他们有了往回看的意识,想起了手艺人们的生活和劳作从来都跟着自然循环的。所以他做的访谈是想留下手工艺人的生活记录,也是想要倡导对生活的原点和本意的追寻。

盐野米松和小川三夫来到北京的周末,北京笼罩在浓厚的雾霾当中,盐野米松说他记忆中1965年自己到东京上大学的时候,东京的天气便是如此。——更晚开始工业化、消费化的中国,也更晚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和困境。这或许也是为什么,《留住手艺》和《树之生命木之心》这样的书,在原版出版后二十余年被介绍到中国,却仿佛正踩在了人们所需要的那个点上。

时代毕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所以尽管是西冈常一唯一的徒弟,小川三夫和师傅并不一样。

西冈师傅会讲,“如果没有对佛的敬仰之心,是没有资格参与任何佛寺的事物的”。但小川三夫说自己即便修得了宫殿木匠的技术和心得,也很难做到那份对法隆寺的深厚情怀。

西冈常一是奉公于法隆寺最后的栋梁,即便经历了连寺庙自身生存都难以保障的艰难时代,他依然坚持不做寺庙之外的木匠活,因为他从小所受到的教育是“人一旦钻进钱眼儿里去了,心也就被污染了”,而盖民宅总要涉及用多少钱、多长时间、匠人们自己能挣到多少钱这样的实际的问题。他恪尽职守,在无活儿可干的时候以种地为生,从来没有考虑过用自己精湛的技艺去换钱。

但小川三夫和他的徒弟们已经不再有归属,他学成之后就创立了自己的工舍——鵤工舍,招收徒弟,承接全国各地建造寺庙的工程。也因为时代的变化,各地都有不少新建佛殿佛塔的工作等着他们去完成,再也没有像西冈师父那样没活可干。

如果用老的观念来看,小川三夫的选择似乎是不够“忠诚”的。但他说,自己很早就决定,一定要做一个能吃饱饭的宫殿木匠。他并不想要发财,但既然他们的手艺这么精湛和了不起,如果还吃不饱饭,那是社会出了问题,是不对的。

小川三夫的鵤工舍到现在已经有过100多位徒弟,他从徒弟入门第一天,什么还不会做的时候,就按月发给徒弟们工资;有谁想要不做了,也都遵从个人的意愿,这些适应时代和年轻人特点的做法,与西冈常一非常不同。

但他还是继承了师傅的方法来向徒弟们传授技艺。同样从磨工具开始,强调身体的记忆而非大脑的记忆;依旧要求从进门开始,便师徒同吃同住同劳动;尽管他不严格地要求徒弟们不看报看电视,但依然强调专心和投入。所以,虽然再难有像西冈常一那样的寺院专职栋梁了,但宫殿木匠的技艺还是能够得到很好的传承。

尽管有许多做法都是随时代做了革新与调整,但小川三夫的育人方式和他的师父西冈常一一样,与学校教育完全不同。他相信用师徒相处的模式来慢慢培养“感觉”才是匠人学习和成长的最好办法;认为人和树一样,有不同的癖性,要善加利用。甚至从选人开始,就是凭着与学校选材完全不同的标准。

小川三夫说他收徒弟时不喜欢收看起来最聪明的,而是倾向于收看上去“笨”一些的。一方面是那些聪明的孩子在哪里都能找到事情做,另一方面,他不喜欢太机灵、太随机应变的做事风格,认为那些总是想要从书中找窍门找捷径的孩子并不适合做手艺人。

大概无论时代怎么变,这种“单纯一彻”的精神总会和技艺本身维系在一起,成为手艺人的根本。在北京的交流活动现场,一位学设计的女生提问,说自己喜欢的东西非常多,很难专而精地沉浸于某一种,问对这样的问题有什么建议。小川三夫笑了,说:“你这种狡猾的想法就不要有了。”(文/ 李妍)

责编:米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