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学批评应与作家的生命打交道

2016-11-20 18:49:45 千象网 分享

[摘要]“文学批评,究竟是学术文体还是艺术的文体?是应该写得更美,还是求真?或者怎么结合?”

时下,广东正打造“粤派批评”,着力打造文艺评论高地,本期“南方文艺评论”,南方日报记者撷取了研讨会上的精彩观点,希望为促进广东文艺评论的繁荣提供借鉴。 ●南方日报记者 陈龙 实习生 黄思琪 图片由中山大学中文系提供(除署名外)

作家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常见的批评方式。与作品论相对应,作家论旨在围绕某个作家全部创作活动和特征展开文学批评。在中国古代文学中,从《尚书》“诗言志”,孟子“以意逆志”“知人论世”,到司马迁“读其书想见其为人”,和魏晋人物品评之风,作家论始终处在批评的核心地位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,许多学者都以作家作为文学研究的切入点。胡适、鲁迅、茅盾、施蛰存,甚至陈寅恪,都曾写过许多可归入作家论的经典文章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和80年代,是作家论兴盛的两个黄金时期。

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郁认为,从金圣叹到王国维,作家论传统一直延续。以鲁迅为例,他在阅读和翻译大量外国作家的过程中,就曾以作家论的方式,对希腊悲剧中的“命运”、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性格、易卜生戏剧中的社会问题、契诃夫作品的革命性、果戈里小说中的小人物、弥尔顿诗歌中的“恶魔”、拜伦诗歌中的英雄气概、雨果小说中的爱、波德莱尔的“恶之花”等大量作家作品进行过介绍,为作家论留下了丰富遗产。

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指出,上世纪80年代以后,中国文学受新批评、结构主义影响太深,相信“作者已死”,主张回到文本本身,作家的主体便消失了。

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,受西方理论热和学院体制化改革的影响,文学批评的重心开始走向文学思潮、文学史的研究,充满理论术语的文学研究也让文学批评变得僵化,脱离大众。批评家南帆教授指出,近20年,批评家们的艺术感普遍下降,擅长操纵概念,过度理论化,不利于文学研究的良好发展。

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表示,今天大众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,网络、微信等表达方式触手可及,因此不是简单回到过去的作家论道路就可以,而是要重新发明作家论的意义,“就像每个时代都要重新发明文学一样”。

研讨会上,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汪政抛出“俗人社会我们如何论作家”的实际问题。他表示,在早年埋头写作的时候,批评是一件自由和个人的事情,但与越来越多的作家交往之后,相互知根知底,甚至私交甚切,作家论就有了很大困难,这构成对批评家性格、品德的极大考验。

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助理周明全认为,人际交往是正常社会关系,作家和批评家当然可以坐在一起喝酒。上世纪80年代,当时还是文化记者的李辉,通过进入冰心、沈从文、萧乾、卞之琳等构成的“巴金圈子”研究巴金,通过接触胡风本人以及牛汉、绿原、路翎研究胡风,都为后来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,反而是更权威的判断依据。

武汉大学教授於可训追溯文学活动的源头,认为古人对文学批评的基本看法就是交朋友。他引用《孟子·万章下》中“颂其诗,读其书,不知其人,可乎?是以论其世也,是尚友也”指出,人们常常引用前半句,却漏掉关键的后半句。“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里感叹:‘知音其难哉!音实难知,知实难逢,逢其知音,千载其一乎。’不仅作家和批评家应该交流,批评家和批评家之间也应该交流。”

一般都认为,作品第一,批评第二,批评是依附性的。张新颖借奥登《小说家》一诗表明,尽管诗人的级别可以像风暴、轻骑兵那样一目了然,小说家显得“朴实和笨拙”,然而批评家比小说家还要朴实。他认为,批评家正应该敢于做“全然不值得一顾的一种人”,应该在没有身份以及受到更大的委屈时,比拼见多识广、才华闪光,做出自己的创造性工作。

“我觉得好的文章即使深奥,也是读得懂的。”广东作家魏微直言,因为充满“大词”,许多批评文章读不懂,学院腔太浓厚,太深奥,因此往往读不下去。

文学批评失去独立精神,失掉批评的声音,也是其饱受诟病的方面之一。华南农业大学副教授杨汤琛指出,在当代批评领域,“广告批评”“红包批评”成为图书营销环节的一环,造成批评的异化。她提出,作为知识分子的批评家应该保持批评的良知,敢于向权威发言:“是作为专业性的恳求者,还是作为不受奖赏的、业余的良心?”

“文学批评,究竟是学术文体还是艺术的文体?是应该写得更美,还是求真?或者怎么结合?”华中师范大学李遇春教授提出这个基本疑问。

李遇春认为,不论是学术体还是美文体,文学批评都是为了重新发现作品中新的意义,包括发现形式、发现精神两层含义。有些文章动辄以“当代的博尔赫斯”“中国的福克纳”等不负责用语评价一些作家,反而会给社会认知和文学研究造成混乱。

王跃文曾被评为“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”“官场小说的开山鼻祖”等,尽管这看似美誉,却让他长期感到郁闷。“因为没人从学理上来说服我。这些说法就仿佛成了贴在我身上的‘狗皮膏药’,我一直撕,都没撕下来。”因此,他认为,无论是对文学还是对社会的理解,批评家都应该按照一个基本的公共原则来评价文学。

孙郁提出,改革开放以来产生了许多优秀批评家,其中木心所著的兰波论,以丰富的开掘与东方式文化背景,凝视奇异天才的会心和哲思,是他看到中国作家和学者对兰波研究中最好的作家论。“文章具有诗意和玄学的力量。是论文,也是美文,或者文体家的文本。所以批评和评论也是一门艺术,是进入研究的先导。”

中山大学副教授胡传吉也提出:“没有一个作家会忽视自己的语言,为什么研究文学的语言不重视语言的魅力和智慧呢?文学是语言的艺术,为什么文学批评不能是语言的艺术呢?”

我最近正好看到英国文学批评理论家雷蒙·威廉斯的一篇文章,威廉斯认为“批评”一词包含三个概念,批评家除了要凭个人修养去“挑剔”、“判断”之外,在关键时刻还需要加上一个“拒绝”。一个不好的作品,不能给当下带来益处。这时,拒绝、沉默、不发言,比一哄而上和写一些不痛不痒的发言,要重要得多。批评家不可能不树敌,我认为,在批评家和作家的社会关系中,应该保持一种美学上的警惕和敌意。真话是创作的源泉,选择“有所发言,有所不发言”,是一个决定性、关键性的时刻。木心写兰波,就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。别林斯基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《穷人》的时候,尽管不喜其为人,还是拿起笔评论,这就是关键性的时刻,或者可以称之为一种“文化重造、文化再造”的时刻。这样的时刻,在今天的文学批评里不是太多,而是太少。我希望通过同行们的努力,把这些时刻往前推进一些。

西方理论轮番登场后,中国的文科学术都被笼罩在理论阴影里。10年来,文学批评都是各个大学的硕博士毕业以后在做。学院教育产生了很多知识型、理论型的文章,做作家论的很少。很多学者不读作品,先上网搜一堆研究资料,尤其知网。造成的问题是,阅读、写作的冲动基本是从阅读网上资料产生的,而不是出于对作品本身的冲动。所以要恢复文学批评的生气,批评家要摆脱对资料过度的依赖,应该进入生活里。除了作品和资料,批评家更应该与作家的生命打交道。生命体验,不是空洞的概念。

大家都盯着大作家的时候,我想谈谈小作家。我们知道,本雅明花了大量精力去处理当时的二流作家,很多今天无名的作家恰恰通过本雅明才得一窥。我认为,从二流作家身上反而能够激活批评家的问题意识。比如陈寅恪分析《再生缘》的结构,是受到林纾翻译的哈葛德小说的启发。哈葛德作品不是一流,但却因为某个因缘弥补了中国文学研究的缺陷。

所以葛兆光先生在《中国思想史》的“一般知识、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思想史的写法之一”一节中,不满于只经营天才之作,而提出“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、思想与信仰,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”。文学批评也应该寻求一种“近乎平均值的理解”。我们不能只盯住体型最大的鱼,还要关注那些体型小、可能具备长成大鱼潜能的鱼。孙甘露提醒我,汉学家宇文所安在《盛唐诗》里也说到,李白杜甫恰恰不能代表盛唐的典型样貌,反而要细读那个时代的次要诗人。

作家和批评家首先是平等关系。交友时尽可能近一点,天天喝酒下棋也无妨,越亲密越好。但文学批评写作时,最好保持相对距离,只有保持一种审美的距离,论文论人才可能客观一点。

有时候,就算两人是敌人,也不排除喜欢对方作品。周作人在某种意义上是“坏人”,但是不排除大家喜欢他的作品,读他的作品。成为知音,在中国历史上很有趣,很有价值。互相评价优劣,交流沟通,批评也就成了人际关系派生出来的一种写作,形成价值增值。

当前文学批评遇到的问题在古代就有渊源。中国经学系统有汉学和宋学之分,汉学注重史料,宋学注重以论带史。汉学又分为今文派和古文派,今文派强调现实社会政治关怀,古文派主张为学术而学术。宋学则分化出理学和心学两派,理学坚持以论带史,心学则看重自我感悟和自创理论。新文学研究中,也渗透着这个方法系统分支的脉络。

比如茅盾就继承了汉学今文派的路子,从文学中发掘微言大义,把徐志摩的《我不知道风是在往哪个方向吹》解读成“资产阶级的迷茫,资产阶级走不通”的证据。而朱自清在清华大学的《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》就是古文派传统,涉及详细的作家材料,文章结构非常美,弱点是太琐碎。巴人《略论巴金的<家>的三部曲》属于宋学中的理学派,明知道四川当时没有工人运动,还质问巴金为什么不写工人运动。胡风自创一种富有战斗精神的批评,属于心学派,但容易陷入主观和刚愎自用。

这里边有演变脉络。今文派起于陈独秀,古文派起于胡适。王瑶本是古文派,到上世纪50年代写《中国新文学史稿》就变成今文派。在王瑶的学生里,孙郁是古文派,坚守纯学术;钱理群更多像今文派,要干预现实;陈平原则结合得好一些。至于宋学方面,钱穆属于“新宋学”,刘再复和胡风属于心学。

学术体制里,做文学史比做批评地位高。但所有研究都必须参考批评家的成果,否则无法写文学史。在这个工作里,艺术感觉依然十分重要。夏志清的文学史之所以写得好,除了他出色的文学能力,还因为他写的是一部把作家和文本解读结合的文学史,而不是作家缺席的文学史。所以今天重新发现作家论的意义,对文学史书写,对批评家和作家的整体对话,都很有意义。

文章千古事,批评文章本身也有它的价值。有些随笔体评论,作家就很爱读,过去批评家之间的通信,也当作批评文字发出来,我想我们是可以做出一些努力和改变的。我们需要那种可以召唤人、唤醒人的批评文字。我很相信,多年后布鲁姆获得诺奖,也不是没有可能。

我从1972年至今,写作45年,文学批评对我很重要。比如李洁非评论我的《哑炮》,提出“笔墨情趣”,就点到痛处。但相比起来,作家写的评论我更喜欢一点。作家更能了解写作的过程,写得更贴切。比如沈从文论废名、郁达夫、徐志摩的文章,非常中肯,一针见血;他评价郭沫若有激情、浪漫情怀,诗写得好,小说却不怎么样,就很到位。同一时代的作家,评论的时候是要有勇气的,勇气难能可贵。林斤澜、史铁生、王安忆的评论都写得不错。王安忆分析小说,讲什么是故事,什么是逻辑动力,就很有道理。她分析《神木》的雪景,说小说结尾要升级,对我有启发。

我最喜欢看小说家自己的日记和书信集,它们能更准确地生成最生动的作家形象。读沈从文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集,我就发现这两个人一辈子永远是在求人,但情况却不同。但看来看去,还是不过瘾,就看大量评传。我喜欢看长的,越长越好,花十天半个月,融入他的生命去。比如卡萝尔·斯克莱尼卡写的《雷蒙德·卡佛:一个作家的一生》,686页。看完我才知道,作者花了十几年功夫,把所有和卡佛接触的人采访了一遍,虽然是笨功夫,字里行间却充满了热爱。是的,传记作者就应该对作家抱有热爱。

尊重,要拉开距离。但是只有热爱,才敢于去看清他(她),看到所有性格的美好和缺陷。了解他(她)是怎么样的人,才能还原一个血肉之躯。卡佛其实和我一样笨口,和我一样“虚荣”,都在等待一个咸鱼翻生的机会,期待世俗的成功,日子过得好。后半期他和历史绝交了,其实编辑成就了他的几点风格。作为作家,和评论家的交流几乎成了我的职业了。但最重要的问题,是怎么保有我们对这个职业的热爱。

作家的秘密往往不愿去跟别人分享。一个作家对另外一个作家长久而秘密的阅读,是特别重要的事情。深入到具体的生活中的细节和怪癖,构成了一个作家写作的一种动机。

我也写批评文章。批评不是从理论出发,我比很多作家更加在人与人的成长中去认识文学。文学是人学,人就是处在各种关系之中。作家和批评家为什么能坐在一起喝酒,因为抛弃利益,还是有一种情感在里面,这是至关重要的。当然说到底,一个作家的知己是另一个作家,一个批评家的知己是另一个批评家。

互联网时代里,虚拟现实扩大了意义生产的范围。文学创作和批评其实被挤到一个尴尬的地位,还有意义层面的等级制度划分。我们应该回到日常生活的层面,对文学和批评进行祛魅,让文学的光源照耀更远更广的地域。

责编:米儿